1937年8月,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“全国军队总动员“和“全国人民总动员“的战时全面动员的政策。全面抗战初期,淡化了“阶级“观念,激发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,党的战时全面动员取得了成效。但随着抗战困难时期的到来,陕甘宁边区部分地方出现了“过度动员“,使民众产生了疏离。为此,党启动了新的动员模式,动员士绅阶层参加抗日政权,扩大抗日政权的阶级基础;动员党政军人员开展“自食其力“的生产运动,以减轻边区民众战时负担;动员农民参与减租减息,提高农民在基层社会的地位。通过这种新的动员模式,党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,提升了动员的深度和广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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